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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林寺中的楼堂
来源：黄海晨刊　作者：浮来山国旅　浏览量：776　发布时间：2015-07-20 13:04:28
小时候听大人拉呱，说的是浮来山下有一个人当年闯关东，在与东北人闲聊时，兴致勃勃地叙述着家乡的美好，关于浮来山的传说，关于白果树的故事，正说得起劲时，东北人突然打断话头问道：你真是浮来山那边来的吗?那我问你，大白果树上有几个竂(树上结的瘤子)?说不准你就不是浮来山人。那人没有答上，却顺手将东北人的大烟袋夺过来，反问道：这荆棵根子烟袋杆上有几个疙瘩?说不出来这烟袋就不是你的。随后二人哈哈大笑，因为他们彼此都把最熟悉的东西忽视了。　　小故事蕴含着一个大道理，就是人们常常会把自己身边的事物忽略，像对常常相聚的人，以及常从眼中流过的景色。　　近在咫尺的浮来山，年少时就常去，直到近几年，去得更加频繁，因为要陪慕名而来的客人或朋友，所以一年总有几次甚至十几次前去走马观花的游览，但真正要深度解析定林寺中的楼堂，那还需再次拜谒，实地考证一番。　　刘勰故居——校经楼　　千年古刹定林寺，雄踞于浮来山主峰浮来峰下，始建于南北朝时代，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，全寺南北长95米，宽52米，总面积4940平方米，整个建筑分前、中、后三进院落，以“大雄宝殿”为主体，向前向后左右展开，东西两旁对称，依山势向后逐级升高，大雄宝殿建筑雄伟，飞檐螭首，雕梁画栋，轩敞明朗，典雅大方，颇具北方古建筑风格，定林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刘勰晚年遁迹之地，现已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“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据悉，现有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重修，明代以前的面貌和规模已难确知。　　从古老的银杏树下进月洞门，有一所清雅小院，便是定林寺中院。院内垂槐罩地，青桐参天，桐槐深处，有一幢二层小楼，玲珑有致，造型古朴，门匾上镌刻“校经楼”三字，为郭沫若先生1962年亲题。此处佳木蓊郁，紫藤飘香，静谧优雅;楼墙一侧附满茑萝，绿叶莹洁，为小楼增添了几许幽幽古意。　　据《南史》载：“定林寺经藏，勰所定也”。此楼乃当年刘勰校经藏书之处。刘勰于此，晨钟暮鼓之余，埋头校经，直至圆寂，埋骨塔林。浮丘塔林不只代代相传，且有资料可证。据《高僧传》：“隋仁寿中岁，昙观奉敕送舍利于本州(莒州)定林寺。”明嘉靖《青州府志》、清嘉庆《莒州志》均有此类论述。可惜塔林为清康熙七年(1668年)大地震破坏。后人哀悼，题咏崖壁：“铁佛悯莒归地府，彦和碑碎遗荒坟。”当年定林寺最后一位主持僧佛成(卒于1942年前后)在世时，曾多次指点刘勰的墓塔遗址就在寺西。每年清明节和“浴佛节”(农历四月初八)，佛成总要到遗址前做佛事，以示纪念。　　刘勰出家后即回到祖籍莒地浮来山定林寺，主持佛事，并潜心研读校定佛学经典。传说刘勰定居浮来山后，每日走出定林寺后门，登上佛来峰顶，在一块巨石上坐定诵经。一日，刘勰正专心诵经，忽然一阵山风飘过，把两卷佛经吹到半空，不知去向，刘勰无奈回到寺里，一眼看见大佛殿后的高台上端端正正放着那刚刚失落的两卷经书。这座土台高不过六尺，方长不出三丈，但背坡向阳，苍松翠竹，天然屏障，正是静心读经的好地方，于是刘勰选定这方宝地，亲绘草图，建成二层楼阁，取名“校经楼”。　　校经楼几经沧桑，几度兴废，至清顺康年间原校经楼因失修将倾，此间楼西毗庐殿亦毁。康熙五年(1666年)重修定林寺时，将毗庐殿与校经楼合并一处，上层塑毗庐像，底层仍称校经楼，民国十八年(1929年)毗庐像偶被拆除，住持僧佛成居为僧舍。刘勰遗作及本寺经卷仍存在这里，校经楼之名，依然闻名齐鲁。清嘉庆年间奉政大夫莒邑名士张竹溪为浮丘八观写的其中一诗曰：　　东阳车下博文明，燔发归充退院僧。　　贝叶手编云外寺，莲花心印佛前灯。　　高人遁世原无闷，才子谈经定上乘。　　天为生公留福地，一声梵呗远山应。　　校经楼前说刘勰　　刘勰(约公元467—520年)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，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。据《梁书·刘勰传》载：“刘勰，字彥和，东莞莒人”。他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。刘勰的父亲刘尚，担任宋国的越骑校尉。大约在元徽二年(474年)，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叛乱，进攻建康(南京)时，刘尚作为校尉在战争中阵亡。当时刘勰年仅七岁左右。　　爷爷、父亲都是在三十岁左右去世的，虽然自己算是士族家庭，但是家徒四壁，穷困不已。刘母省吃俭用，安排刘勰入私学苦读，诗书礼易诸般娴熟。此时国家十分重视儒家文化，刘勰深受浸染，加上他士族家庭的出身，从小就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。到永明四年(486年)，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操劳过度撒手人寰，二十岁左右的他庐墓而居进行守丧。　　永明八年(490年)四月，齐武帝下诏，要求公卿以下举荐贤人文士，授予相应官职。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，刘勰似乎看到了光明，决定离开京口，前往京城碰碰运气。　　没有人能够答应刘勰提携推荐的请求，刘勰只能先找个地方吃饭，于是他想到了颇有名气的钟山上定林寺。　　当时上定林寺住持是僧祐，俗姓俞，祖籍江苏邳县，十四岁时离家前往定林寺逃婚。二十岁正式受戒，很快成为佛教律学大师。刘勰选择投身寺庙，一是可以免去劳役，二是能够满足温饱，三是可以安心读书(寺庙中有众多典籍之书)，四是有机会能够见到政界上层人士，万一老和尚能够推荐一下，或者有哪个达官贵人看重自己，岂不是能够青云平步?正巧僧祐在整理经藏中也缺少抄录之人，便答应了刘勰的请求。　　刘勰文学功底深厚，对佛理研究相当娴熟，于是僧祐便将定林寺的经藏整理工作交付给他，同时让他帮助自己整理自己的著作《僧祐法集》。在此七八年间，朝廷动荡不已，皇帝数次更换，他也难以跻身仕宦。在整理完经藏之后，他就想建立自己的学说以垂后世，于是三十二岁的他开始写作《文心雕龙》，前后历时五年，终于在天监元年春夏之间，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，全书十卷五十篇，三万七千余字。　　耗费心血，写成此书后，心中总想，应该找个明白人来鉴定一下自己的才华。于是想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。　　沈约(441——513年)，字休文，吴兴武康(今浙江湖州德清)人，南朝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，家族社会地位显赫。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。　　天监元年(502年)四月，萧衍即位后，改国号为梁，封他为建昌县侯，天监二年(503年)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，此时沈约六十三岁。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季的一天，三十七岁的刘勰打听到沈约有事出门，就将自己打扮成货郎模样，早早等候在沈约经过的路上。等到沈约车队经过，他拦截跪在路上，要求拜见沈约大人。于是两人得以认识交谈。沈约认为他深得文理，十分器重，向朝廷推荐了他，于是被朝廷命为“奉朝请”。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实际事情去做，是个荣誉职位，只是说明他已经进入仕宦行列而已。　　天监三年(504年)正月，皇帝的六弟、临川王萧宏担任中军将军，开府置佐。由于王爷非常好佛，经常去定林寺拜见僧祐，因此，在僧祐推荐下，自己一开办府衙，就聘请了刘勰为记室，约为七品。刘勰自此以后实现了以求闻达的诉求。　　天监七年(508年)，武帝下令组织三十多人的僧俗班子进行抄撰经要，由于刘勰以前在庙中生活过，武帝命他参与。到次年四月，完成《众经要抄》后，改任车骑将军王茂的仓曹参军。这是一个后勤管理的职位，刘勰可能也是干得不错。次年春，在王茂的推荐下，他担任太末县令。这个县位于浙江省中西部，今天属于衢州市。三年的勤政亲民之后，到天监十一年返回京城。　　此时一项新的职务在等着他，那就是皇帝的四儿子、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记室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　　东宫乃是昭明太子，一向倾心文学又喜佛学，刘勰的到来，令他高兴异常，随时求教，相谈甚笃。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刘勰非常得心应手、自得自在的一段日子。由于他撰写《灭惑论》及上书建议二郊农社祭祀不用牺牲而受到梁武帝赏识，天监十七年，在通事舍人职位上，吏部任命他为东宫步兵校尉，为从六品。这是刘勰担任的最高官职了。而在这一年，对他厚爱的僧祐和尚驾鹤西去，这令他伤心不已。　　南朝是我国佛教事业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，上至皇帝、下至百姓，笃信佛教的人极多。僧祐的去世是梁王朝的极大损失，他不仅是皇帝的佛事顾问，而且他一生经营的定林寺和建初寺收藏了大量佛教经藏，一下子没有人能够整理校定了。梁武帝曾经舍身事佛，对佛教的信仰十分虔诚，他尤其注重整理释典。如今僧祐身后的这项大事，遍览朝廷众臣，从事官员事务的人可真不少，但是从事这一整理事务，唯有刘勰堪当大任，不仅因为他对定林寺经藏熟悉，而且他深得佛理。天监十八年(518年)春，梁武帝下诏，免去其东宫步兵校尉之职，命刘勰与沙门慧震入定林寺撰经。　　面对眼前堆积如山的佛典，想想自己的一生，想想自己年少时曾经立下的志向，“摛文必在纬军国，负重必在任栋梁”，想想曾求仕途发展而拦截沈约座驾，俯身侍奉权贵，想想谨小慎微、兢兢业业辅佐王爷，想想自己本想通过参佛而谋求发达，谁知道如今却让自己以参佛为业，想想自己无妻无子，而今年逾古稀，皓首穷颜，不禁倍感苍凉。　　他决定出家了，于是上书武帝表明心迹，不久武帝御批，赐法名慧地。时在大同三年(537年)。　　在刘勰接到这一御旨时，该是感慨万千，甚至会泪流满面。之后他毅然北游回到家乡莒地，来到浮来峰下的定林寺，孤灯清影，残度晚年。　　大同四年(538年)，在孤独寂寞当中，刘勰驾鹤西去了。　　千年古刹定林寺中的“校经楼”，现已辟为刘勰生平陈列馆。馆内塑有刘勰像，陈列着各种版本的《文心雕龙》及历代研究文献。丰厚的资料珍藏，曾令史学泰斗发出“绝仰千古”的赞叹!山东大学陆侃如先生的研究著作也在其中。而陆先生所起草的刘勰生平，经蒋维崧先生亲笔手书在刘勰塑像后面的屏风上面，真是字字珠玑，珠联璧合，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。　　如今，许多“慕名”前来游览浮来山的，这所“慕”之“名”，并非只是那天下银杏第一树，还有更重要者———刘勰故居校经楼。寺庙内外，亭阁之间，有读不完的证史、碑文，国内书法大家蒋维崧、武中奇、启功、赵朴初等都有笔迹留于石碑之上，而学术大师和政坛要员也时常来这里拜谒刘勰…… 　　三教堂前话三教　　校经楼后院有一个特殊的院落———三教堂，里边供奉着孔子、老子和释迦牟尼，可见老祖宗的思想是开放、包容的。或许，刘勰的思想之所以那样博大精深，也与此有关。　　三教堂：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，同殿而拜，也是浮来山定林寺一大奇观。三教堂，儒、释、道共事一堂，同殿而列，这个存在千年的奇迹被称为是山东省内唯一的一处(导游词，此说待商榷)。之所以成为这个唯一，想必是有些历史依据的。　　儒、释、道三家，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弃不一。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梁武帝尊佛教为国教，唐太宗特崇道教，对后世影响颇深。但佛、道之争，几起几落。唐代武则天主张尊崇“三教”，平息教争，各地遂设“三教堂”(至今峨嵋山、恒山等处尚存)，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可同堂礼拜，实在是化解矛盾、调和争辩的好办法。　　浮来山三教堂创建于晚唐，是定林寺的附属殿堂，供奉着儒、释、道三教始祖塑像。此堂庙会并无香火，晚清至民国初年，二、八月逢丁日，州官礼房与邑绅前来兴礼祭典。　　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思想，初起于唐。三教讲论，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，但直至唐代才始以儒、释、道三教名流讲论，并渐由讲论而趋于融汇调和。罗香林《唐代三教讲论考》一文，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，指出三教归一之旨，在唐代“久已普遍朝野”。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，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。显然，宋人理学，唐人已开其先绪。至宋，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，革新儒学，形成理学。及明，尤其是晚明，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。　　浮来山定林寺内的三教堂为单体建筑，坐北朝南，平面形制为正方形，规模较小，面阔进深各三间。屋顶形制为二层檐歇山顶，二层出飞，一层不出飞灰，下层出廊，石质廊柱，斗拱用材较大，四铺作单下昂，琴面式真昂，上层转角斗拱后转二跳抄头上45度斜置抹角梁，由昂后尾架于其上，再承采步金及金檩荷载补间铺作一朵，耍头后尾成镏金式挑承金檩。色筒板布瓦铺制屋顶，四角柱侧脚，整个建筑建在长13.5米、宽11.9米、高1.4米的石砌台基之上，无柱础，石台前刻有“重修石台袁世节施舍石窝”题记，无年代记载。　　集儒、释、道三教为一体，唐代初开讲论，至明代开始，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，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，并由众多名僧、方士参与其间，互相交游，互为影响，最终导致释、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。　　从明代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，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。而至中期以后，士大夫或逃释，或趋玄，三教合流已成定势，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。尤其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，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，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，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。　　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，以儒家为主，兼揉佛道，在社会管理与控制中也得到运用，同时大量的三教堂也已建立起来。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形下国家对这种情形都予以认可，这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儒家独尊的思想仍是正统思想的主要方面。民间建立的三教堂及其所供奉的神灵，释迦居中，老子居左，孔子居右，将儒家居于末流，在正统人士看来是有辱圣人形象的。笔者曾有幸拜读过赵德发先生的散文《在三教堂酿一缸酒》，想想那缸醋的酸味，还真是让人皱眉。　　文化具有包容性也有多样性，各个文化都会相互影响，但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方面，儒教这个也就不好说，因为其实可能就没有儒教这个教，一般人都称儒家学说，而道教与佛教又是两个不一样的教，其发源地就不一样，最多只能说他们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影响的，共同点是强调道德修养。　　譬如佛教是教导行善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、不邪淫、不饮酒。　　儒家是教导修身，强调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注重培养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平。　　道教教人不要贪心，少欲、知足等。　　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浮来山，一座海拔不足300米的小山，却因一棵4000岁的古银杏树蜚声海内外，因刘勰的隐居著书而饱浸文化气韵，因有一座年代久远的三教堂而闻名遐迩，在对世世代代人民的庇佑和守望中，成为福与寿的代名词，成为远近闻名的福山寿地。

定林寺中的楼堂

来源：黄海晨刊　作者：浮来山国旅　浏览量：776　发布时间：2015-07-20 13:04:28

小时候听大人拉呱，说的是浮来山下有一个人当年闯关东，在与东北人闲聊时，兴致勃勃地叙述着家乡的美好，关于浮来山的传说，关于白果树的故事，正说得起劲时，东北人突然打断话头问道：你真是浮来山那边来的吗?那我问你，大白果树上有几个竂(树上结的瘤子)?说不准你就不是浮来山人。那人没有答上，却顺手将东北人的大烟袋夺过来，反问道：这荆棵根子烟袋杆上有几个疙瘩?说不出来这烟袋就不是你的。随后二人哈哈大笑，因为他们彼此都把最熟悉的东西忽视了。

　　小故事蕴含着一个大道理，就是人们常常会把自己身边的事物忽略，像对常常相聚的人，以及常从眼中流过的景色。

　　近在咫尺的浮来山，年少时就常去，直到近几年，去得更加频繁，因为要陪慕名而来的客人或朋友，所以一年总有几次甚至十几次前去走马观花的游览，但真正要深度解析定林寺中的楼堂，那还需再次拜谒，实地考证一番。

　　刘勰故居——校经楼

　　千年古刹定林寺，雄踞于浮来山主峰浮来峰下，始建于南北朝时代，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，全寺南北长95米，宽52米，总面积4940平方米，整个建筑分前、中、后三进院落，以“大雄宝殿”为主体，向前向后左右展开，东西两旁对称，依山势向后逐级升高，大雄宝殿建筑雄伟，飞檐螭首，雕梁画栋，轩敞明朗，典雅大方，颇具北方古建筑风格，定林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刘勰晚年遁迹之地，现已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为“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据悉，现有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重修，明代以前的面貌和规模已难确知。

　　从古老的银杏树下进月洞门，有一所清雅小院，便是定林寺中院。院内垂槐罩地，青桐参天，桐槐深处，有一幢二层小楼，玲珑有致，造型古朴，门匾上镌刻“校经楼”三字，为郭沫若先生1962年亲题。此处佳木蓊郁，紫藤飘香，静谧优雅;楼墙一侧附满茑萝，绿叶莹洁，为小楼增添了几许幽幽古意。

　　据《南史》载：“定林寺经藏，勰所定也”。此楼乃当年刘勰校经藏书之处。刘勰于此，晨钟暮鼓之余，埋头校经，直至圆寂，埋骨塔林。浮丘塔林不只代代相传，且有资料可证。据《高僧传》：“隋仁寿中岁，昙观奉敕送舍利于本州(莒州)定林寺。”明嘉靖《青州府志》、清嘉庆《莒州志》均有此类论述。可惜塔林为清康熙七年(1668年)大地震破坏。后人哀悼，题咏崖壁：“铁佛悯莒归地府，彦和碑碎遗荒坟。”当年定林寺最后一位主持僧佛成(卒于1942年前后)在世时，曾多次指点刘勰的墓塔遗址就在寺西。每年清明节和“浴佛节”(农历四月初八)，佛成总要到遗址前做佛事，以示纪念。

　　刘勰出家后即回到祖籍莒地浮来山定林寺，主持佛事，并潜心研读校定佛学经典。传说刘勰定居浮来山后，每日走出定林寺后门，登上佛来峰顶，在一块巨石上坐定诵经。一日，刘勰正专心诵经，忽然一阵山风飘过，把两卷佛经吹到半空，不知去向，刘勰无奈回到寺里，一眼看见大佛殿后的高台上端端正正放着那刚刚失落的两卷经书。这座土台高不过六尺，方长不出三丈，但背坡向阳，苍松翠竹，天然屏障，正是静心读经的好地方，于是刘勰选定这方宝地，亲绘草图，建成二层楼阁，取名“校经楼”。

　　校经楼几经沧桑，几度兴废，至清顺康年间原校经楼因失修将倾，此间楼西毗庐殿亦毁。康熙五年(1666年)重修定林寺时，将毗庐殿与校经楼合并一处，上层塑毗庐像，底层仍称校经楼，民国十八年(1929年)毗庐像偶被拆除，住持僧佛成居为僧舍。刘勰遗作及本寺经卷仍存在这里，校经楼之名，依然闻名齐鲁。清嘉庆年间奉政大夫莒邑名士张竹溪为浮丘八观写的其中一诗曰：

　　东阳车下博文明，燔发归充退院僧。

　　贝叶手编云外寺，莲花心印佛前灯。

　　高人遁世原无闷，才子谈经定上乘。

　　天为生公留福地，一声梵呗远山应。

　　校经楼前说刘勰

　　刘勰(约公元467—520年)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，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。据《梁书·刘勰传》载：“刘勰，字彥和，东莞莒人”。他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。刘勰的父亲刘尚，担任宋国的越骑校尉。大约在元徽二年(474年)，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叛乱，进攻建康(南京)时，刘尚作为校尉在战争中阵亡。当时刘勰年仅七岁左右。

　　爷爷、父亲都是在三十岁左右去世的，虽然自己算是士族家庭，但是家徒四壁，穷困不已。刘母省吃俭用，安排刘勰入私学苦读，诗书礼易诸般娴熟。此时国家十分重视儒家文化，刘勰深受浸染，加上他士族家庭的出身，从小就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。到永明四年(486年)，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操劳过度撒手人寰，二十岁左右的他庐墓而居进行守丧。

　　永明八年(490年)四月，齐武帝下诏，要求公卿以下举荐贤人文士，授予相应官职。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，刘勰似乎看到了光明，决定离开京口，前往京城碰碰运气。

　　没有人能够答应刘勰提携推荐的请求，刘勰只能先找个地方吃饭，于是他想到了颇有名气的钟山上定林寺。

　　当时上定林寺住持是僧祐，俗姓俞，祖籍江苏邳县，十四岁时离家前往定林寺逃婚。二十岁正式受戒，很快成为佛教律学大师。刘勰选择投身寺庙，一是可以免去劳役，二是能够满足温饱，三是可以安心读书(寺庙中有众多典籍之书)，四是有机会能够见到政界上层人士，万一老和尚能够推荐一下，或者有哪个达官贵人看重自己，岂不是能够青云平步?正巧僧祐在整理经藏中也缺少抄录之人，便答应了刘勰的请求。

　　刘勰文学功底深厚，对佛理研究相当娴熟，于是僧祐便将定林寺的经藏整理工作交付给他，同时让他帮助自己整理自己的著作《僧祐法集》。在此七八年间，朝廷动荡不已，皇帝数次更换，他也难以跻身仕宦。在整理完经藏之后，他就想建立自己的学说以垂后世，于是三十二岁的他开始写作《文心雕龙》，前后历时五年，终于在天监元年春夏之间，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，全书十卷五十篇，三万七千余字。

　　耗费心血，写成此书后，心中总想，应该找个明白人来鉴定一下自己的才华。于是想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。

　　沈约(441——513年)，字休文，吴兴武康(今浙江湖州德清)人，南朝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，家族社会地位显赫。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。

　　天监元年(502年)四月，萧衍即位后，改国号为梁，封他为建昌县侯，天监二年(503年)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，此时沈约六十三岁。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季的一天，三十七岁的刘勰打听到沈约有事出门，就将自己打扮成货郎模样，早早等候在沈约经过的路上。等到沈约车队经过，他拦截跪在路上，要求拜见沈约大人。于是两人得以认识交谈。沈约认为他深得文理，十分器重，向朝廷推荐了他，于是被朝廷命为“奉朝请”。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实际事情去做，是个荣誉职位，只是说明他已经进入仕宦行列而已。

　　天监三年(504年)正月，皇帝的六弟、临川王萧宏担任中军将军，开府置佐。由于王爷非常好佛，经常去定林寺拜见僧祐，因此，在僧祐推荐下，自己一开办府衙，就聘请了刘勰为记室，约为七品。刘勰自此以后实现了以求闻达的诉求。

　　天监七年(508年)，武帝下令组织三十多人的僧俗班子进行抄撰经要，由于刘勰以前在庙中生活过，武帝命他参与。到次年四月，完成《众经要抄》后，改任车骑将军王茂的仓曹参军。这是一个后勤管理的职位，刘勰可能也是干得不错。次年春，在王茂的推荐下，他担任太末县令。这个县位于浙江省中西部，今天属于衢州市。三年的勤政亲民之后，到天监十一年返回京城。

　　此时一项新的职务在等着他，那就是皇帝的四儿子、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记室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

　　东宫乃是昭明太子，一向倾心文学又喜佛学，刘勰的到来，令他高兴异常，随时求教，相谈甚笃。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刘勰非常得心应手、自得自在的一段日子。由于他撰写《灭惑论》及上书建议二郊农社祭祀不用牺牲而受到梁武帝赏识，天监十七年，在通事舍人职位上，吏部任命他为东宫步兵校尉，为从六品。这是刘勰担任的最高官职了。而在这一年，对他厚爱的僧祐和尚驾鹤西去，这令他伤心不已。

　　南朝是我国佛教事业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，上至皇帝、下至百姓，笃信佛教的人极多。僧祐的去世是梁王朝的极大损失，他不仅是皇帝的佛事顾问，而且他一生经营的定林寺和建初寺收藏了大量佛教经藏，一下子没有人能够整理校定了。梁武帝曾经舍身事佛，对佛教的信仰十分虔诚，他尤其注重整理释典。如今僧祐身后的这项大事，遍览朝廷众臣，从事官员事务的人可真不少，但是从事这一整理事务，唯有刘勰堪当大任，不仅因为他对定林寺经藏熟悉，而且他深得佛理。天监十八年(518年)春，梁武帝下诏，免去其东宫步兵校尉之职，命刘勰与沙门慧震入定林寺撰经。

　　面对眼前堆积如山的佛典，想想自己的一生，想想自己年少时曾经立下的志向，“摛文必在纬军国，负重必在任栋梁”，想想曾求仕途发展而拦截沈约座驾，俯身侍奉权贵，想想谨小慎微、兢兢业业辅佐王爷，想想自己本想通过参佛而谋求发达，谁知道如今却让自己以参佛为业，想想自己无妻无子，而今年逾古稀，皓首穷颜，不禁倍感苍凉。

　　他决定出家了，于是上书武帝表明心迹，不久武帝御批，赐法名慧地。时在大同三年(537年)。

　　在刘勰接到这一御旨时，该是感慨万千，甚至会泪流满面。之后他毅然北游回到家乡莒地，来到浮来峰下的定林寺，孤灯清影，残度晚年。

　　大同四年(538年)，在孤独寂寞当中，刘勰驾鹤西去了。

　　千年古刹定林寺中的“校经楼”，现已辟为刘勰生平陈列馆。馆内塑有刘勰像，陈列着各种版本的《文心雕龙》及历代研究文献。丰厚的资料珍藏，曾令史学泰斗发出“绝仰千古”的赞叹!山东大学陆侃如先生的研究著作也在其中。而陆先生所起草的刘勰生平，经蒋维崧先生亲笔手书在刘勰塑像后面的屏风上面，真是字字珠玑，珠联璧合，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　　如今，许多“慕名”前来游览浮来山的，这所“慕”之“名”，并非只是那天下银杏第一树，还有更重要者———刘勰故居校经楼。寺庙内外，亭阁之间，有读不完的证史、碑文，国内书法大家蒋维崧、武中奇、启功、赵朴初等都有笔迹留于石碑之上，而学术大师和政坛要员也时常来这里拜谒刘勰……

　　三教堂前话三教

　　校经楼后院有一个特殊的院落———三教堂，里边供奉着孔子、老子和释迦牟尼，可见老祖宗的思想是开放、包容的。或许，刘勰的思想之所以那样博大精深，也与此有关。

　　三教堂：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，同殿而拜，也是浮来山定林寺一大奇观。三教堂，儒、释、道共事一堂，同殿而列，这个存在千年的奇迹被称为是山东省内唯一的一处(导游词，此说待商榷)。之所以成为这个唯一，想必是有些历史依据的。

　　儒、释、道三家，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弃不一。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梁武帝尊佛教为国教，唐太宗特崇道教，对后世影响颇深。但佛、道之争，几起几落。唐代武则天主张尊崇“三教”，平息教争，各地遂设“三教堂”(至今峨嵋山、恒山等处尚存)，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可同堂礼拜，实在是化解矛盾、调和争辩的好办法。

　　浮来山三教堂创建于晚唐，是定林寺的附属殿堂，供奉着儒、释、道三教始祖塑像。此堂庙会并无香火，晚清至民国初年，二、八月逢丁日，州官礼房与邑绅前来兴礼祭典。

　　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思想，初起于唐。三教讲论，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，但直至唐代才始以儒、释、道三教名流讲论，并渐由讲论而趋于融汇调和。罗香林《唐代三教讲论考》一文，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，指出三教归一之旨，在唐代“久已普遍朝野”。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，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。显然，宋人理学，唐人已开其先绪。至宋，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，革新儒学，形成理学。及明，尤其是晚明，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。

　　浮来山定林寺内的三教堂为单体建筑，坐北朝南，平面形制为正方形，规模较小，面阔进深各三间。屋顶形制为二层檐歇山顶，二层出飞，一层不出飞灰，下层出廊，石质廊柱，斗拱用材较大，四铺作单下昂，琴面式真昂，上层转角斗拱后转二跳抄头上45度斜置抹角梁，由昂后尾架于其上，再承采步金及金檩荷载补间铺作一朵，耍头后尾成镏金式挑承金檩。色筒板布瓦铺制屋顶，四角柱侧脚，整个建筑建在长13.5米、宽11.9米、高1.4米的石砌台基之上，无柱础，石台前刻有“重修石台袁世节施舍石窝”题记，无年代记载。

　　集儒、释、道三教为一体，唐代初开讲论，至明代开始，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，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，并由众多名僧、方士参与其间，互相交游，互为影响，最终导致释、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。

　　从明代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，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。而至中期以后，士大夫或逃释，或趋玄，三教合流已成定势，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。尤其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，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，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，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。

　　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，以儒家为主，兼揉佛道，在社会管理与控制中也得到运用，同时大量的三教堂也已建立起来。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形下国家对这种情形都予以认可，这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儒家独尊的思想仍是正统思想的主要方面。民间建立的三教堂及其所供奉的神灵，释迦居中，老子居左，孔子居右，将儒家居于末流，在正统人士看来是有辱圣人形象的。笔者曾有幸拜读过赵德发先生的散文《在三教堂酿一缸酒》，想想那缸醋的酸味，还真是让人皱眉。

　　文化具有包容性也有多样性，各个文化都会相互影响，但他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方面，儒教这个也就不好说，因为其实可能就没有儒教这个教，一般人都称儒家学说，而道教与佛教又是两个不一样的教，其发源地就不一样，最多只能说他们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影响的，共同点是强调道德修养。

　　譬如佛教是教导行善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、不邪淫、不饮酒。

　　儒家是教导修身，强调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注重培养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平。

　　道教教人不要贪心，少欲、知足等。

　　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浮来山，一座海拔不足300米的小山，却因一棵4000岁的古银杏树蜚声海内外，因刘勰的隐居著书而饱浸文化气韵，因有一座年代久远的三教堂而闻名遐迩，在对世世代代人民的庇佑和守望中，成为福与寿的代名词，成为远近闻名的福山寿地。